2024-04-27 21:59:11 | 来源: 互联网整理
我是武夷公的学生三十年了，我是他培养出来的年轻人。 从副导演到一级导演，吴导演一直在我身后。 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孩子？ 他说江平人很好，很随和。 与其说他利用了我，不如说我向他学习了。
左起：吴一公、于兰、秦怡、蒋平
我认识我的导师吴以功。 其作品蜚声海内外，在圈内具有很高的地位。 他可谓德高望重。 由于道德高尚、威望高，吴贻恭在众多艺术家中脱颖而出。 可以说，在中国电影导演中，吴一公是最大、最高的。
看看吴一公的正式头衔：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上海电影局局长、党组书记、上海市文联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导演协会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 更为突出的是，吴一公曾担任两届全国人大代表、两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在电影界人士中，担任过如此多重要职务的人，只有吴一公一人。
有人说吴一公是艺术家、学者、学者、教授。 他因艺术造诣高而入仕，成为某一领域的代表。 也有人说，武夷功不能为官，不是官材。 事实上，他们对武夷公并不是很了解。 我跟随吴以公多年，我可以告诉你：吴以公不但做官好，而且干得好，非常能干，绝对是一个好官。
他连一分钱礼金都没有给，就成了吴以公的助手。
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吴以功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 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宅男”。 当天中午，我代表南通一个中学生影评人组织，邀请了在1960年代电影《李双双》中有出色表现的妻子张文荣参加一个慈善活动。 烈日照耀着他位于五星路246弄2号的家。 门开了。 报纸杂志上经常见到的“学者导演”吴以恭。
他穿着很普通的衣服和裤子，蹲在有塑料地板的地上，戴着眼镜的鼻梁上布满了汗珠。 我的第一印象是他不像上海电影局局长。 分明是个“劳模”啊！ 他抱歉地笑了笑：“抱歉，张文荣拍戏时临时帮朋友办事，刚才塑料地板才铺了一半，上班前就赶着铺好了，家里实在是太吵了。” ”
那时我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当副导演的“小跑腿”。 他一点架子都没有。 他给我倒了冷饮，还给我拿了一把风扇（当时他们家没有电风扇），这让我受宠若惊。 一个局级干部，一个名人如此谦虚，让我这个见过无数冷面的年轻人，深受感动。
我说明了自己的来意，他表示支持，说参加大众影评是我的职责。 但他却让我带着介绍信去“上海电影”演员剧场和“公事”给张文荣请假。 说着，他拿起电话，向当时的剧院领导严永轩打了个招呼，并让我等他一下，稍后再乘他的车去剧院。 他的和蔼可亲当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作为电影导演，他的妻子去外地参加社会活动却要向所属单位的领导请假，可见吴一公在官场上和在场上都有原则。人类生活。
后来我认识了张文荣老师，我们经常交流。 每逢年节、节日，吴一红都会在贺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后来我和他们的儿子吴天歌成为了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同学。 后来我开始独立导演话剧，张文荣老师是我话剧的主演。 看完一场戏，可以说他非常了解我。
有一天，她真诚地说：“你适合当办公室主任，吴一公就缺你这样的人。” 我以为张老师只是和我聊天，说客套话，却不知道她是认真地对她丈夫说的。 吴一公不置可否。 说了几遍，吴一公还是没有表态。 张文荣知道，如果吴贻恭不表态，他是不会同意的。 吴贻恭在原则问题上有自己坚定不移的主张。
因为没有真正的接触，他不理解我。 有一次，我导演了一部电影，邀请了一群资深明星来观看电影并发表意见。 吴一公下班了，没吃晚饭就来了。 在讨论中，我认识了戏剧学院的书记兼院长。 两位导师在吴导面前夸奖了我很多，吴一公也真正开始关注我了。 不久，他的电影《却里人家》开始巡回首映。 他特意让我担任活动策划和司仪，十几天的时间里我们朝夕相处。 分手时，吴一公对我说：“把你的个人资料发一份给电影局党委书记马林发同志。”
两个月后，他打电话给我，让我去电影局报到。 一百天后，一份正式文件摆在了我的面前。 经上海市委宣传部批准，我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成为了吴以功的助手。 他成为上海国际电影节执行副主席，我被任命为幕僚长。 那一年，我三十出头。 我从来没有给过吴以公一分钱的礼物。 回想起来，我在上西读书的时候，每年中秋节张文荣老师都让我去她家买月饼。 我这才知道，原来还有官员给老百姓送东西的。
老卫士见到每个人都会说：吴主任真不像个官员……
有件事至今让我心存感激，同时也感到愧疚。 毕业后，我在吴以功手下工作。 他和马林发、张元民两位领导对我的关心无微不至。 马林发和张元民分别是《红太阳》和《江姐》的摄影师。 他们都是电影界有影响力的人物。 马林发给了我一把扇子，张元民给了我被褥。
有一天，吴一公来到我的宿舍，看到我睡在一张旧木床上。 他立即让张文荣在家里找一张德国产的软床，并让人送来。 后来才知道，吴贻恭小时候就睡过这张床，保存得很好。 他的亲戚都不愿意送给他，他却送给了我这个非亲戚的下属。 不幸的是，1998年我调到永乐集团时，我把它搬到了剧组的仓库里。 几经周折，终于消失了。 想到那张不见了的床，我心痛得心悸。
吴贻恭对部下和朋友宽宏大量，对自己却吝啬。 更别说他没有两件像样的衣服和皮鞋，更别说他的公文包和眼镜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就说公司用的车吧。 近十年来，上海电影局的几位领导都共用一辆车。 一辆普通的桑塔纳。
当时我住在局大院。 每天早上八点，吴一红、书记马林发、副局长张元民就同车进入大院。 当他们从破旧的汽车里走出来，走进古希腊人造建筑里的办公室时，我常常在眼前看到他们要“开始工作”了——是导演和摄影师在主导着整个过程。剧组开始新一天的拍摄。
吴一公也有时不坐车。 有一次，局里的车要去接外地的客人。 他步行去局上班。 没想到，新来的守卫并不认识他。 他礼貌地解释自己是“武一公”，但师傅前一天刚来上班，局长的名字不详。 他不懂，就让吴一公出示工作证。 吴一公怎么可能带那个东西来？ 我只好站在门口等待其他同事证明这一点。
后来，老卫兵惊慌失措，得罪了领导。 他认为自己的工作会因此毁掉，于是他去找主任道歉。 没想到，吴一公要求局里给师傅加20元奖金。 老卫士见了谁都会说：“吴局长真不像一个官员，真是个好人啊！”
吴一公确实是一位平民导演。 1993年，我陪同他出差到北京，报道上海电影节的筹备情况。 我们到得早，走累了，就坐在广电系门前人行道的花坛旁等待。 他烟瘾很重，很想抽烟，但周围没有垃圾桶，他只好把香烟拿出来闻一闻，然后放进烟盒里。
晚上，我们入住中国电影电视台招待所，两人一间标间。 他当时是候补中央委员，按照级别可以住五星级酒店，但他不同意，说电影节没钱，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值一分钱。 语气很轻很正常。
记得有一次在中影宾馆，我一坐下，就把他的眼镜腿摔在了床上。 此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第二天一早，我陪他去了中宣部。 我没时间找地方修，而且他近视度数很高，我就找了一根橡皮筋，绑在他身上。 他苦笑了一下，就这么穿了。 去见领导了。
创办中国第一个国际电影节，每天一元餐费，工作了几个月
为了创办中国第一个国际电影节，吴一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当时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参加过正式的国际电影节。 只有吴一公既获奖又担任过评委，对世界八大A级电影节了如指掌。 他一步步教我们，我们也跟着学。 每天一元的餐费持续了几个月。
终于，金桂飘香的十月，“93上海国际电影节”隆重举行。 嘉宾云集，明星云集，包括索菲亚·罗兰、奥利弗·斯通、大岛渚、罗伯特·怀斯、保罗·考克斯、张艺谋、巩俐、张曼玉、中野凉子等全球顶级巨星……当吴一公和他的朋友们累得坐在明星散去的红毯上，国际电影节制片人协会主席贝雷松正式通知吴一公：上海国际电影节将继柏林、戛纳、威尼斯、蒙特利尔、东京之后。 此后，它正式成为全球第九大A类国际电影节。 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吴一公的头发都白了。
唉，谁知道吴一公为了打造一个电影节真是身心俱疲呢？ 每天，他和我们一样，拿着饭票去地下室食堂排队吃饭。 偶尔，他也会去自己辖下的电影院三楼的餐厅吃一碗面或者馄饨。 把十块钱放在底部然后离开。 有时张瑞芳、孙道临等前辈来了，他就会要求食堂加一个荷包蛋，然后用自己的钱给老战友付钱。
有人说，正是吴贻弓的艺术魅力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众多名人，这也是事实。 不过，吴一公并没有邀请所有人。 国际明星在西藏问题上疯狂指责中国内政； 欧洲导演在台湾问题上发表错误言论； 还有一位邻国的老朋友在该国的一个电影节上做出了破坏中国电影政策的举动。 尽管这些人“真诚地表达”愿意来上海支持，但吴一公用他独特的智慧、敏捷和外交技巧，将这些“不好惹”的“名人”拒之门外。
吴贻恭是一位有政治头脑的人，也是一位敏锐的思想家。 他从不在各种场合谈论真理，也从不使用政治术语为自己“添彩”。 但凡是听过他对国际时局的分析报告、参加过他出席的党组会议的人，都会觉得吴一公的哲学思维和政治敏感性非同一般。
当他担任党委书记时，他给大家上的党课，跨越五千年九万里，从商鞅变法到庚子事变，从东欧变局到苏俄解体，从中汲取教训新中国成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吴以功对过去的方针政策进行了点到点、由浅入深的分析、剖析、分析，准确而有说服力。 一位新大学生说：“吴老师的党课让我眼前一亮，焕然一新。”
1995年秋，上海电影局与广播电视局合并。 吴以公助理叶志康出任所长，吴以公担任该局艺术总监。 从第一把手到第三把手，吴一公都表现出了常人罕见的慷慨和豁达。 他在各种场合谦虚而真诚地赞扬叶志康年轻的能力、活力和创新精神。 我不止一次听到他说这么大的情况、这么多的事情我可能处理不了。
和他共事过的人都知道，吴一公的管理能力很强，经济运作能力和市场运作意识都很强。 早在30年前，他就大胆提出电影迟早要走工业化道路。 在他的领导下，上海各电影单位并入上海电影公司，他亲自担任总经理。
在电影改革方面，他也算得上是一个吃螃蟹的人。 在担任“上海电影”厂厂长期间，他和班组长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用几倍大的郊区土地取代了市中心商业区的旧厂房，开始了中国最早的电影工厂的建设。以及电视拍摄基地。 这里是拍摄过《风月》、《摇摇摇摇到奶奶桥》、《茉莉花开》、《霍元甲》、《功夫》、《迫降》等无数影片的上海车墩影视基地、《一代宗师》等。 28年前他亲手打造的上海电影院至今仍是中国最好的多厅综合电影放映和娱乐场所。 1993年，他积极支持上海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改制为中国大陆电影行业第一家股份制公司……
他有很多头衔，但他听得最多的一个就是“导演”
吴贻公为官如为人。 真诚、正直、奉献等词语无法形容他。 我最深的体会是，他是一个有气质的男人，他重情重义，他热爱事业，热爱电影，热爱朋友，热爱家庭。 每年春节，他都会去看望曾经辅导过他的前辈和老师； 作为“上海电影”团的家属，每年中秋节他都会跟着妻子张文荣过节。 他与每个人都亲如兄弟姐妹，视老战友为祖先。 服务，永远不要表现得像一个导演。
他有很多头衔，有厂长、厂长、厂长、教师……但大多数人都叫他“吴厂长”，而他最接受这个称号。 他的司机“阿三”从来不叫他“主任”，而总是叫他“主任”。 吴一公也不直呼司机的名字，总是叫他“阿三”。 后来，阿三患肝癌，英年早逝。 那时，阿三已经不再为吴以功开车三年了。 追悼会上，正当阿三的母亲和姐妹们悲痛欲绝时，出差归来的吴一公匆匆赶来，在昔日司机的遗体前深深鞠了三躬，眼含热泪。 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感动了。 白发老妪阿三拉着吴一公的手，只说了一句话：“谢谢吴导……”
现在，吴主任走了。 他很快就去世了。 今年6月，上海电影节期间，我们去看他，他还好好的。 当然，他已经是肺癌患者多年了，但他依然乐观开朗。 他与孙辈的年轻演员、导演有说有笑。 他还点了红烧狮子头和大包子，还和我们做鬼脸。 说：他们不让我吃甜食，我就偷偷吃，哈哈……
我立即赶回老家南通，给他做了馒头、狮子头，送到病房。 他像个孩子一样高兴地吃着它们。 我说这些年我太忙了，我不能保证每次回上海都会去看你。 他笑道：别看我，你心里想一想。 你们把那些爷爷奶奶、老艺人照顾得很好，比看了我十遍还好。 8月15日，送了一盒月饼，够了，也就是说我不敢吃太多甜食，但我很爱吃。 年纪大了，我就贪心了……
今年中秋节，我给他寄了特制的无糖月饼，他没有回信。 这不是他一贯的风格。 以前，当他收到我的东西时，他总是会立即给我打电话。
中秋节的晚上，我再也忍不住了，给他发了一条信息：亲爱的吴老师，我给您寄的月饼收到了吗？ 无回复。
第二天一早，导演吴天歌打来电话：爸爸不见了。 早上7点32分...
我泪流满面！ 唉! 月亮与人归来……
《北京青年报》请我写一篇关于吴以功的文章。 我的心很乱，什么也写不出来。 我找到了自己多年前写的《好官吴以公》一文，修改了一些内容，献给我敬爱的老师吴以公。
吴一公生前曾说，这是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最喜欢的一篇。 我相信他在天堂也能看到。 （文/中影集团国家一级导演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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